王宁 | 流动的消费本土性：劳动力迁移中的文化随迁
王宁，1960年4月生，福建人。1978年2月入厦门大学哲学系就读，1982年2月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马列室任教；1988年赴英国留学，先后获哲学硕士（里兹大学）和哲学博士（谢菲尔德大学）学位；1998年从英国返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于2001年升聘为社会学教授，并从2003年起担任“消费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在前人质疑文化全球化范式中的单向全球化观点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文化何以从“边缘”向“中心”流动的问题。通过借鉴美国社会学家墨顿的“本土人”和“普世者”的范式，文章提出了“消费本土性”与“消费普世性”的分析性概念，并揭示了消费本土性的流动过程所导致的文化随迁的后果。消费本土性（本土化饮食偏好与饮食文化）伴随劳动者从“边缘”向“中心”的迁移过程，就是他者文化向“中心”迁移的过程。文章对这一文化随迁现象的机制和途径进行了分析，并剖析了内部消费市场在文化随迁中的作用。
一、问题的缘起
在文化全球化的文献中，存在一个缄默的共识：文化往往是从“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这一源于“中心”的文化向“边缘”扩散，导致“边缘”的文化的弱化。例如，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如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耐克鞋、牛仔裤等）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引起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热捧，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冲击。尽管一些学者否认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文化同质化过程，并以“全球本地化”来描述文化全球化的实际情形，但在现有的文献中，文化全球化依然呈现出一种单向扩散的过程：文化往往是从“中心”的“高地”单向地流向“边缘”的“低洼地”。
这一单向的文化全球化立场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以饮食为例，“边缘”的饮食文化不但向其他“边缘”区域扩散，而且也在向“中心”扩散。很显然，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只要存在国际分工或区域分工，就必然存在双向的文化交流，尽管这种双向交流是不对称的。虽然一些学者意识到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动，但“边缘”地区的文化究竟是如何向“中心”地区流动的，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个分析视角。
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1930.9.28—），出生于美国纽约，是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不同于“西方中心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次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可点击链接参看我们此前推文：沃勒斯坦 | 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
如果说，文化从“中心”向“边缘”的扩散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理性规划和自觉化的过程，体现了组织化的权力，那么，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扩散过程，则是一个关系化的、试探性的、自发的过程，体现的是关系化的权力。前者体现了现代性的力量，后者则体现了传统的力量。很显然，要解释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扩散，不能套用文化全球化中的现成理论，包括世界系统理论、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支配理论、国际示范效应理论、麦当劳化理论等，而是要另辟蹊径。本文试图从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文化随迁现象来解释迁移目的地中的内部消费市场兴起的社会机制，并揭示内部消费市场与文化随迁的关系。
本文的主体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美国社会学家墨顿所提出的“本土人”与“普世人”的分析性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消费本土性”和“消费普世性”的概念，并从消费本土性的流动中，引申出“文化随迁”的概念。第二部分分析文化随迁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第三部分探讨内部消费市场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以及内部市场向外部消费市场转换的过程。
二、分析性概念：消费本土性、消费普世性与文化随迁
文化随迁指的是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衍生现象，即伴随劳动力迁移而发生的以劳动者所习惯的本土饮食文化为主要载体的文化携带现象。文化随迁的概念蕴含在“消费本土性”和“消费普世性”的关系中。而“消费本土性”和“消费普世性”的概念是建立在墨顿的“本土人”与“普世人”的概念模型基础上的。因此，要界定什么是“文化随迁”，必须先从墨顿的“本土人”和“普世人”概念讲起。
墨顿基于对美国小镇Rovere的86位受访者的访谈，提出了人际影响中的两种不同的模式：“本土人”（locals）与“普世者”（cosmopolitans）。他们都是在当地社区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影响的模式不同。划分“本土人”影响者与“普世者”影响者的标准，在于空间取向（orientation）。本土人往往出生在Rovere或附近的地方，并在此居住了很长时间，他对Rovere有很深的依恋情感，不愿意从镇里搬出去。他的兴趣只集中在本地社区，他的世界就是Rovere。他很少腾出精力去想更大的社会的事务，他只关注本地问题，而不关心国家或国际的形势。相反，普世者除了对Rovere有兴趣，也关注Rovere以外的世界，并把自己看作是更大世界的内在组成成员。他居住在Rovere，但生活在更大的社会里。由于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居民，此前有不少在其他地方居留的经历，因此，他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可以随时准备离开Rovere。他对Rovere的依恋情感弱于本土人。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7.4-2003.2.23），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社会看作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结构系统，各部分之间依某种相对稳定的形式结成一定的关系，这些关系表现为功能并对社会现象有决定性影响。
在人际交往上，本土人希望尽可能多地认识当地人。对他来说，“认识了多少人”显得很重要。与之相对，普世者对认识很多人不感兴趣。他们在结交朋友和相识的时候，更具有选择性。他们侧重是否与朋友“谈得来”或“话语投机”的重要性。如果本地影响者侧重熟人的多多益善，那么，普世者则侧重朋友的质量：重要的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结识了哪一种人。本地影响者寻求进入多重人际关系网络，而普世者则明显地限定了人际关系的范围。
在人际影响的渠道上，由于本土人基本上都是在镇里长大的，他在当地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因此，本土人的影响依赖于他的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换言之，他的影响不是依赖于他们知道什么，而是依赖于他们认识谁。与之不同，普世者是社区中的新来者，他无法也不能利用人际关系网作为施展对他人影响力的主要手段。他通常是凭借其与生意或专业相联系的声望和技能而来到新社区，并据此在当地获得影响力。个人关系网更多地属于他影响力的一个产品，而不是他影响力的工具。简单地说，本土人的影响力源于他对本地关系网络的细致了解。而普世者的影响力则来源于他的知识。与此相联系，本土人是多形态影响者，因为他在不同的领域都建立了人际关系网络。而普世者是单一形态影响者，因为他只凭借他的专业知识在有限的领域发挥人际影响力。
这种空间取向决定了本土人和普世者在媒体阅读习惯上的不同。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的关注模式为例，本土人只关注战争对Rovere的经济的影响，而普世者则关注战争对国家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影响。本土人阅读报纸时往往只限定在有关本地的内容，而普世者则阅读有关本地以外的世界的内容。普世者喜欢阅读新闻杂志，如《时代周刊》，本土人则不大喜欢阅读新闻杂志。
墨顿对“本土人”和“普世者”的上述描述，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际影响力模型。虽然他没有提到消费模式，但从他的论述中，依然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的人的文化消费取向上的差异。可以说，本土人的文化消费取向是本土性的，而普世者的文化消费取向是超越本土性的。墨顿的“本土人与普世者”分析性概念在古尔德勒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后者是从个人与公司的关系来讨论本土人与普世者的区分，没有涉及消费问题。
汉勒兹在讨论普世者的时候，进一步指出，普世者与本土人的区分，不但在于空间取向，而且在于能力差异。要对文化差异和他者持开放态度，取决于自身是否有能力来接触、欣赏和采纳异文化。他进一步分析了普世者与本土人和流动的关系。普世者乐于在世界各国流动，因为这为他们接触、欣赏和采纳异文化元素提供了机会。但是，尽管普世者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但流动者未必是普世者。例如，旅游者虽然在流动，但他们却不是普世者。他们在流动的过程中，需要目的地或旅行社为他们提供“家”的条件（如酒店和家乡的饮食）。因此，许多旅游者即使在旅行，也没有离开家，他们在内心里其实依然是（家乡）本土人。本土人的流动，需要借助“家”的因素来为自己提供心理庇护。他借用Paul Theroux的话说，许多人旅行为的是“家加上其他”（home plus）——西班牙是家加上阳光，印度是家加上仆人，非洲是家加上大象和狮子，等等。在这里，汉勒兹提出了“流动的本土人”的观念。本土人在流动的时候，需要把“家”的因素带出去。而“家”的因素包括消费的因素，尤其是饮食文化。可见，他所提出的“家加上其他”的比喻隐含了“文化随迁”的想法。与这种流动的本土人不同，普世者是一种乐意在消费领域体验不同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人。他在消费领域体现出“文化杂食性”。
作为合家团聚象征的年夜饭被视为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顿饭。图为2011年2月2日（除夕），浙江一公司招待800多名没有回家过年的员工吃年夜饭。
消费普世性与消费本土性成为两个理想类型。消费普世性是普世者的消费取向，他们具有与异文化打交道并欣赏和采纳异地他乡的消费生活方式的意愿和能力。与之相对，消费本土性则是本土人的消费取向。他形成了对于家乡的消费生活方式和家乡的本土性消费品的依恋和偏好，而且这种依赖和偏好身体化了。这种身体化了的偏好导致他对异地他乡的不同的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排斥。因此，这种对异地他乡的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排斥，不但导致他向异文化目的地的流动性的降低，而且，当他不得不流动的时候，往往必须把家乡的消费生活方式及其载体也一起带上。这种伴随流动性而产生的携带家乡的生活方式载体的现象，就是文化随迁，即家乡文化伴随着人们的迁移而迁移。
很显然，从理想类型的角度看，文化随迁是本土人在流动过程中所导致的结果。普世者是不需要文化随迁的，因为他具有接触、欣赏和采纳异地他乡的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能力。本土人作为劳动力发生迁移，是为了攫取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的收入差价，但由于他是本土人，难以适应异文化圈目的地的消费生活方式，因此，不得不携带家乡的消费生活方式及其元素（本土化消费品）。正如汉勒兹在描述劳工移民时所说的：被外国文化所包围，他或许试图与它保持距离，并保卫他自己的文化。对大部分普通劳工移民来说，在理想的意义上，迁移就是家加上更高的收入；卷入另外一种文化常常不是一种附加福利，而是一种必要成本。一个替代的家就在同胞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在同胞的圈子中他感到最舒适。
在这里，“家”的含义不但指住所，而且主要指来自家乡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生活方式的元素及其空间。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他所说的“家”就是家乡的文化，包括家乡的饮食文化。因此，劳工向异文化目的地迁移，不但是劳动力的跨境迁移，而且也是其家乡文化的跨境迁移。正是家乡文化伴随着劳工的跨境迁移，使得“跨本地社区”（translocal communities）得以建立和维系。
三、劳动力流动与文化随迁需求
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劳动力迁移的主体是经济人。但从社会学的角度，劳动力迁移的主体不但是经济人，而且是社会人（关系人）和文化人。因此，劳动力迁移过程就涉及人身上的三种角色的关系：经济人、社会人（关系人）和文化人。经济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或经济机会的最大化。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经济差异，是促使经济人角色发挥作用的最主要的条件。但是，经济人角色受到社会人（关系人）角色和文化人角色的双重牵制。一方面，劳动力的迁移作为经济人的理性决策，受到其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约束。人们与工作地的社会关系越协调和匹配，这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就越难以割舍，人们就越难以离职而受聘他处。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迁移也受到移出地的文化的约束。人们越是依恋移出地的文化，该文化对劳动力的迁移的约束就越大。相应地，劳动力迁移所引起的心理代价也越大。
为了减少劳动力迁移所引起的心理代价，劳动力迁移往往伴随着关系迁移和文化迁移。前者指的是家属和亲属关系网因某一劳动力的迁移而相应迁移的现象。后者指文化习惯以及满足文化习惯所需要的物质元素伴随某一劳动力迁移而迁移的现象。关于关系随迁，已有大量研究。相比之下，文化随迁的研究更多地停留于经验描述，理论分析较为薄弱。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劳动力迁移中的文化随迁进行探索性分析。
文化随迁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文化惯习往往是一种身体化的惯习。由这种身体化惯习所支配的需要，不但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物质化和身体化的需要。如果说心理上的需要是弹性的，那么，物质化和身体化的需要往往是刚性的。以饮食为例，一旦人们在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过程形成了某种饮食偏好，这种偏好往往较难改变，并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
如果劳动者在家乡就业，那么，他的消费惯习（文化惯习）与消费场域是匹配的。但是，一旦劳动力发生了迁移，来到异文化目的地，那么，他的一部分消费惯习与消费场域（主要是迁移目的地的消费供给市场）就发生了脱节。由于劳动者由其消费惯习所支配的消费需要无法在脱节的消费场域得到满足，他难免会产生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不适。为了减少消费惯习与消费场域的脱节所造成的不适，劳动者在迁移过程中，会从两个方面来缓解这一不适。一方面，他在迁移过程中往往会携带自己最难以割舍，同时迁移目的地又无法提供的消费生活方式元素（本土化消费品）。另一方面，劳动者到了迁移目的地以后，从迁移目的地的主流市场采购原料，自己用家乡的方式来加工制作，从而做出自己所喜爱的家乡食品（本土化消费品）。前者属于实体性文化随迁，后者属于编码型文化随迁（文化制作方式相当于编码）。例如，人们在迁移过程中携带家乡的“老干妈”辣酱，就是实体性文化随迁。人们到了目的地后，自己采购原料制作“老干妈”辣酱，就是编码型文化随迁。
中国新闻网曾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过年返程话题#行李箱里塞满爱#，大包小包的行李装的都是“家”的味道。（图为网友晒出的自己的返程行李箱）
文化随迁需求的高低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劳动者，因其文化适应力不同，对于文化随迁的需求也不同。劳动者对异文化的适应力越低，其文化随迁的需求就越高。反过来，劳动者对异文化的适应力越高，其文化随迁的需求就相对越低。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了劳动力的文化适应力呢？第一，一般来说，年龄越低，意味着文化可塑性越强，文化适应力越强，因为其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完成，惯习还没有固化，更容易适应新环境中的异文化。第二，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异文化圈中的流动经历越多，意味着文化适应力越强，因为其在社会化期间接触的不是单一或同质文化，而是多元和异质文化，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消费普世性，因此，当其迁移的时候，文化随迁的需求就相对较低。第三，那些具有异地就读经历的中专、大专和大学毕业生，其异地就读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再社会化的过程。如果他们在就读地或附近就业，其异地就读经历等于让他们提早适应了当地文化。因此，他们的文化随迁的需求也相对较低。
文化随迁的需求也随着迁移周期的演进而发生变化。劳动力越是处于向异文化圈目的地迁移的早期，文化随迁的需求越高。随着迁移之后在目的地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迁移者会逐渐地从少到多地适应目的地的主流文化，因此，迁移者在异文化圈目的地的居住时间越长，迁移者的文化随迁的需求会相对越低。就代与代的关系来说，第一代迁移者的文化随迁需求最高，因为他们面临着文化断裂的状况，需要借助文化随迁来缓冲。跟随父辈而迁移的第二代由于年龄较小，依然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成长期，可塑性强，因此，更能适应目的地的主流文化，其文化随迁需求相比父辈显得更低。对于那些在迁移目的地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其主要问题不是文化随迁的问题，而是对父辈的族群文化的继承问题。
文化随迁的需求也因家乡文化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文化越是神圣，就越具有韧性和不可改变性，因此，携带这种文化的人，就越难以被同化到异文化中去，其文化适应力也就越低，相应地，文化随迁的要求就越高。宗教文化就是这样。与宗教相联系的各种饮食禁忌（如穆斯林的饮食禁忌）就构成其信徒在迁移中的约束，因此，这些信徒的文化随迁的要求就相对更高。反过来，文化越是世俗就越具有弹性，因而也就越容易因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世俗文化的动态变化也体现为对异文化的各种因素的吸纳，从而导致自身与其他文化的相同性在增加，相异性在减少。因此，相比来自宗教文化圈的劳动力，来自世俗文化圈的劳动者在迁移中文化适应力相对高些，对文化随迁的需求相对低些。
文化随迁的需求还取决于移出地与移入地的文化同质程度。移出地与移入地越是属于同质文化圈，劳动者迁移的文化随迁的需求就越低。反过来，移出地文化与移入地文化越是属于异质性的，劳动者迁移过程中的文化随迁的需求就越高。以饮食文化为例，从四川迁移到湖南，乃是在相同的饮食文化圈内迁移，因为两地居民都喜欢吃辣，虽然辣的特征略有不同。但是，从湖南到广东迁移，乃是从食辣文化圈迁移到不食辣的文化圈。因此，在从四川到湖南的迁移中，饮食文化随迁的要求相对较低；而从湖南到广东的迁移中，饮食文化随迁需求相对较高。
文化随迁需求也跟迁移目的地的复杂度有关。迁移目的地文化的复杂度越高，意味着当地的文化越是多元，或多元文化的融合和混杂，因此，从外地迁入的劳动者也就越有可能获得与移出地的消费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元素或空间。相应地，外地劳动者在迁入的过程中，对文化随迁的需求就相对越低。反过来，异文化目的地的文化的复杂度越低，当地的文化就越是单一或单纯，这就意味着从异文化圈来的劳动者，越难以在移入地找到与移出地的消费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元素和空间。相应地，来自异文化圈的劳动者在迁入的过程中，对文化随迁的需求就相对越高。例如，纽约和旧金山是典型的文化复杂度较高的城市，因此，来自中国的移民到了纽约或旧金山后，很容易在两地的中国城里买到与家乡相同的饮食生活方式元素，因此，中国移民文化随迁的需求就可以降低。但是，中国移民到了美国那些白人聚集的小镇，由于其文化复杂度较低，文化比较单一，难以在当地买到与家乡消费生活方式相同的元素，他们的文化随迁的需求就会更高。
四、文化随迁的市场化：从内部消费市场到外部消费市场
文化随迁是有成本的，这引出了文化随迁过程中的成本负担问题。如果文化随迁成本是个人可以负担的，那么，文化随迁可以采取个体的方式。这种个体化的文化随迁，就是汉勒兹所说的“文化行李”（cultural baggage）。但是，如果文化随迁成本超出了个人负担的能力范围，那么，文化随迁就必须借助族群、政府或市场的力量。例如，穆斯林来到汉族地区，他们可以以个体的方式自己携带清真牛肉干，但他们却无法凭借个体的力量提供清真寺。
事实上，在饮食领域，仅仅依靠个人或家庭的力量，文化随迁则面临着是否可持续的问题。通过实体型的文化随迁所带来的本土化物品会有一个很快耗尽的问题，同时，饮食文化实体（如家乡本土性食品）也有一个保质期的问题。编码型的文化随迁则面临着是否可以在迁移目的地持续获得家乡特殊的原材料的问题。因此，文化随迁问题的解决，还必须借助族裔社区的力量。具有同质文化背景的相同族群成员在迁移目的地的聚居，不但让族群成员彼此获得一种族群归属、社会支持和文化呵护，而且更主要的是形成一个内部消费市场。所谓内部消费市场，指的是内部消费需求市场和内部消费供给市场的结合。文化随迁要得以可持续，需要凭借市场供给的力量。由于凭借市场力量所供给的饮食消费品往往只为同族群的成员所消费，它构成族群的内部需求市场。本土性的家乡饮食消费品的内部消费供给市场得以形成，取决于有足够的人数所构成的本土性消费品需求市场。正因为如此，劳动力迁移到一个异文化目的地以后，往往选择相同族群成员聚居的方式，即“移民聚居地”（immigrant enclaves）或“族裔聚居地”（ethnic enclaves）的方式，这不但是为了彼此照应，而且有助于内部消费市场的形成。于是，族群劳动力聚居与内部消费市场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聚居在一起，促成了内部消费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内部消费市场的存在，吸引了更多的相同族群劳动力移入。后者进一步扩大了内部消费市场，而扩大了的内部消费市场可以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相同族群劳动力的到来。
西安回民街是西安著名的美食文化街区，1990年代末，部分回民在此街租房经营餐饮，莲湖区遂改向餐饮街方向改造，北院门遂成为回民街，当前的回民街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吸引着大量的外地游客前往。
内部消费市场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互动的结果。首先，内部消费市场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以更为高效的方式，替代了个体化的文化随迁（即“文化行李”），使得文化随迁获得了市场制度的支持，从而变得可持续。其次，内部消费市场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存在一个足够人口规模的族裔社区，才足以形成可盈利的（家乡）本土化的消费品供给市场。在此意义上，迁移目的地的内部消费市场的形成，取决于最低限度的相同族群人口的聚集度。而内部消费市场的形成，有助于相同族群人口的扩大，后者则进一步促使内部消费市场的扩大。内部消费市场与族群社区的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第三，内部消费市场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有文化边界的市场，只为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成员提供家乡本土化的消费品和服务。内部消费需求市场，是由具有相同的文化惯习的消费者所组成的。而内部消费供给市场是为这些具有相同文化惯习的消费者所准备的，它为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成员提供了族群消费基地，并构成这些族群迁移者融入目的地主流文化的一个文化缓冲带。在某种意义上，内部消费市场实际上乃是汉勒兹所说的“文化—震撼预防产业”（the culture-shock prevention industry）。因此，内部消费市场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经济、社会（族群）和文化三种力量相互交织的产物。内部消费市场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嵌入在族裔社区与族群文化的背景中。
迁移目的地中的来自异文化圈的族群内部消费市场的形成，等于在异文化目的地中切入了外来文化。如果目的地对此采取默认或接受的态度，那么，久而久之，当地的文化复杂度提高，因为越来越多的各种来自异文化圈的族群文化在当地获得了生存空间，并逐步被整合到当地的多元文化体系中去。美国的旧金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种借助族群聚居和内部消费市场而形成的文化随迁，也导致迁移目的地居民的变化。他们经历了对来到他们中间的他者文化的态度变迁。就迁移目的地居民来说，对于外来异文化的切入，一开始，或许有人会敌视，有人会诧异，有人会不适应，但逐渐地，他们慢慢变得适应，并默认或接受他者文化的存在，再到后来，他们甚至把各种多元的文化当作是目的地文化的特色或优势，并尝试接触甚至吸纳各种族群的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对于那些一出生就面临多元族群文化包围的目的地主流社会的居民来说，对文化多元性的接受，成为他们的社会化过程的一个结果。因此，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演变，目的地居民也逐渐成为族群内部消费市场的消费者。伴随着目的地居民对来到他们中间的他者文化的态度的变迁，族群的内部消费市场逐渐转变为外部消费市场。在这种市场中，迁移目的地的主流社会居民成为主要的消费者。例如，在英国，中国餐馆由内部消费市场逐步转变成外部消费市场。在此基础上，华人还开设了专门为英国居民所消费的中餐外卖店（take-away）。这一类的中餐外卖店就是典型的外部消费市场。于是，在英国的华人经济中，中餐外卖店是外部消费市场，中餐馆是内部消费市场和外部消费市场的混合，而食品杂货店则是内部消费市场，它为华人餐馆、中餐外卖店和华人提供各种本土性的食品原材料和制成品，并以华人为其主要的消费者或购买者。同样，英国的印度裔、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的咖喱食品，也从移居英国的印度裔、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的内部消费市场变成了外部消费市场。在英国，咖喱食品外卖店的数量超过了英国传统的炸鱼与炸土豆条（fish & chips）外卖店的数量。
在《生活大爆炸》中，中餐是家常便饭，主角们每周三必吃中国菜，而且必须是楼下四川餐馆的饭菜。于是，观众们经常看见主角们拿着筷子，在为是吃宫保鸡丁还是吃蚝油炒虾或是饺子而争论不休。
从内部消费市场向外部消费市场的转变，体现了迁移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不但意味着商品、技术、资金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而且也意味着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的流动。这些流动均是双向的，既有从“中心”向“边缘”的流动，也有“边缘”向“中心”的流动。就后者来说，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边缘”）的劳动力人口迁移到发达国家（“中心”），必然意味着“他者”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动。这一流动，不但是来自“边缘”的他者适应迁移目的地社会的必经步骤，而且也构成“中心”的主流社会的一个挑战：他们也必须适应来到他们中间的他者文化。既然一个目的地社会要接纳他者，那么，该目的地的主流社会同样必须接纳他者所携带的文化，即使这一文化与目的地的主流文化不那么合拍。于是，在“中心”区域，许多迁移目的地的文化变得越来越多元，对他者的异文化的态度也越来越宽容和包容。同时，“中心”区域所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也把他者的饮食文化纳入了消费的范围。正因为如此，外来迁移者所携带的族群饮食文化，成为这些迁移者与迁移目的地主流社会实现功能交换的一个途径。而一个越来越多元、对他者越来越包容的目的地社会，则构成对外来迁移者的一个社会—文化拉力。
五、结语
在有关文化全球化的文献中，常常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单向的全球化，即文化从“中心”向“边缘”的扩散。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命题是文化同质化，即“边缘”的文化越来越趋同于“中心”的文化。这一观点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本文也加入到这一质疑者队伍中。本文认为，文化全球化是双向的全球化，文化不但从“中心”向“边缘”扩散，而且也从“边缘”向“中心”扩散。以饮食文化伴随劳动力向“中心”的迁移为例，本文分析了文化从“边缘”向“中心”迁移的过程和机制。
为了揭示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迁移，本文借鉴了社会学家墨顿所提出的“本土人”与“普世者”的分析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费本土性”与“消费普世性”的分析性范畴。随着来自“边缘”的劳动力人口向“中心”目的地迁移，他们的“消费本土性”也跟随他们一起迁移。
因此，劳动力的流动不但是人口的流动，而且同时也是消费本土性的流动。这种本土性文化（包括饮食文化）伴随劳动力的迁移而迁移的现象，就是文化迁移。劳动者不但是经济人，而且是社会人和文化人，因此，在向异文化圈的目的地的迁移过程中，他们不但会携带他们的亲属关系网，而且也会携带他们的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之所以要携带饮食文化，这不但是因为饮食是一种族群认同的标志，而且是因为饮食偏好是一种本土化和身体化习惯。因此，劳动者来到异文化圈目的地，常常面临消费场域与消费惯习的脱节问题。文化随迁就是克服这个脱节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不适的手段。很显然，与文化同质化命题不同，文化随迁命题强调的是文化本土性的流动。文化本土性的流动不是文化同质化过程，而是文化多元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借助文化随迁的机制，来自“边缘”的劳动力在向“中心”迁移的过程中，来自“边缘”的文化也渗透到“中心”的一些城市，并促成这些迁移目的地社会的文化多元化的格局的形成。
文化随迁经历了从个体化到市场化的转变。由于文化随迁有成本，文化随迁的个体化方式往往难于持续。于是，文化随迁越来越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而实现。随着族群人口从“边缘”迁移到异文化的“中心”，他们的本土化的文化需求，尤其是本土化的饮食消费需求，无法在迁移目的地的主流消费市场中得到满足，于是，内部消费市场应运而生。一方面，由于一定数量的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人口的存在，提供了可盈利的内部消费需求市场，从而促成内部消费供给市场的产生；另一方面，族群化的内部消费市场的存在，为吸引更多的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劳动力提供了文化和社会支持，从而导致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劳动力进一步增多，后者则进一步扩大了内部消费市场。内部消费市场从市场制度层面解决了文化随迁的效率问题。而内部消费市场的产生和运作均是嵌入在族群社区和族群文化的背景中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处于“中心”的迁移目的地的经济、人口和文化也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中心”不但向“边缘”输出他们的商品、技术、信息、价值和文化，而且也不得不接收来自“边缘”的文化，而“边缘”的文化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伴随来自“边缘”的劳动力移入过程中的文化随迁实现的。位于“中心”的迁移目的地社会的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逐渐促使来自“边缘”的族群劳动力的内部消费市场转变为外部消费市场。而随着族群的内部消费市场向外部消费市场的转变，来自“边缘”的迁移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与迁移目的地主流社会实现功能交换的途径。
文化随迁理论不但适于解释双向的文化全球化问题，而且适于解释在一个国家内部文化的双向流动问题。以中国为例，东南沿海地区可以看作是“中心”，而西部和内地地区则可以看作是“边缘”，因此，在中国内部，也存在一个地方亚文化的不对称流动的问题。尽管如此，在“中心”的文化向“边缘”蔓延的同时，处于“边缘”的地方亚文化也在向“中心”流动。后者可以用文化随迁的理论视角来得到解释。
*本文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期刊原文。
○编辑：望渚 ○排版：栉沐